7月14日，央视财经《对话》节目，播放了一期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生猪产业样本”的节目，邀请了牧原集团董事长秦英林、天邦食品副总裁傅衍， 铁骑力士集团猪业事业部总裁李宗均 三位嘉宾来到现场，还有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增勇，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 何新天，全国畜牧总站牧业发展处研究员 杨红杰 以及生猪养殖户代表 罗莎在台上就座，就非洲猪瘟、种猪的培育、猪周期、养殖模式以及生猪产业未来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对话。
旁白：2018年8月，一场来路不明的非洲猪瘟首次进入中国，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心。非洲猪瘟，1921年在非洲肯尼亚首次确诊。到今天，至少有62个国家发生过非洲猪瘟，消灭非洲猪瘟至少需要5年时间。比利时将其消灭后，30年后又重新暴发。
受疫情影响，从2018年11月起，连续7个月，我国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出现双下降。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猪肉的话题和生猪的炒作不时出现。
就在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部署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全面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在中国，14亿人口一年要消费7亿头猪，约5500万吨。作为猪肉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从育种到养殖方面，溶入了哪些科技力量？生猪产业又面临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餐桌上的美味和餐桌上的安全，一直受到我们大家的关注。去年8月份首例非洲猪瘟在中国出现了，引发了一部分消费者，对于猪肉安全的一份担忧，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生猪行业，从育种到肉食加工全产业链的波动。中国其实一个猪肉的消费大国，每年消费的生猪要达到7亿头，当中只有3%来自进口，而其余的都是我们自产。究竟是谁在提供着这么大个需求量？在今天的对话节目现场，我们特意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位养猪人的代表，从生猪的出栏量来说呢，有千万级的、有百万级的、有几十万头的，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可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我们生猪行业的发展之路。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实。
非洲猪瘟对养猪企业影响大吗？
非洲猪瘟，让很多的老百姓，对猪肉开始有些担心了，我不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三位的日子还好过吗？秦先生，有没有让你失眠的夜晚？
牧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英林：“有，经历了惊恐，经历了硬仗，走过来，跑赢了非洲猪瘟，现在信心满满。”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傅衍：“都是一个挑战，我们的猪场设计，生产系统的设计，包括生物安全的一些措施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主持人：“李先生，你们企业有没有在某一瞬间，有一种被突如其来的灾害砸倒的感觉，有吗？”
铁骑力士集团猪业事业部总裁李宗均：“我们也是如履薄冰，采用了严密的科学的防控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表现还是非常良好。”
主持人：节目组在市场上购买了一些猪肉食品，请在场的三位嘉宾现场食用。“味道好极了，”三位嘉宾的表情和话语表示，可破社会上流传猪肉不能吃的谣言。
非洲猪瘟过后，猪肉该怎么吃？
主持人：我们现场有很多农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在目前的环境之下猪肉到底能不能吃？
1、非洲猪瘟来袭，猪肉还能吃吗？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增勇：猪肉肯定是可以吃的。
2、加热到多少度的猪肉吃起来更安全？
朱增勇：在70度以上的温度下，超过半小时，就可以完全杀灭非洲猪瘟病毒。
3、进口猪肉是否比国产猪肉更安全？会不会传染到别的动物身上，如牛、羊、鸡？
朱增勇：在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猪肉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它也跟其他的物种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它唯一的宿主就是生猪，它不会传染到其他的物种身上。
非洲猪瘟可防可控吗？
主持人：提到猪瘟这两个字，大家总是会有点担心，会有点恐惧，到底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控制猪瘟？
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 何新天：非洲猪瘟应该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去年发生第一起非洲猪瘟到现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的防控措施，及时排查，及时发现疫情，到果断地处理疫情，及时对疫点进行扑灭，同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查明疫源，防止它二次扩散，特别是生猪及其产品的调运，对餐厨剩余物饲喂猪进行了严格禁止，这样我们有效地、能够切断传染源。
主持人：那对于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生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说，可能像猪瘟这种突发的疫情，是一种考验，更多的考验其实也存在于我们日常当中。不妨我们可以回到产业链的源头一起来看一看。
旁白：种猪业是养猪业的龙头，也是最神秘，最具有技术壁垒的利器。好的育种，就是在不同的猪种中找到长得快，产仔多，瘦肉率高的基因，种猪需要几代繁衍，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时间长、成本高。短期行为，直接从国外进口种猪，这也是我国生猪产业多年来严重依赖进口，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货的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生猪育种逐渐发展起来，到今天，中国种猪的自给率达到94%的水平，基本可以实现独立育种。
打造独立自主的种业重要吗？
主持人：如果我们把育种作个比喻的话，的确很像高科技领域的芯片，有人是直接购买，有人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人力、物力去做研发，研发不一定能让你在短时期中就看到成功。今天我们找到一张图片，从这张图片中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全国畜牧总站牧业发展处研究员 杨红杰：大屏幕上的这种鸡，是白羽肉鸡，就是我们经常从麦当劳、肯德基吃的这种块大型的白羽肉鸡，这就是种鸡。每年我们国家白羽肉鸡的上市量是42亿只，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国家这42亿只的商品鸡的祖代，全部来自于国外，由于我们自己不能育种，全部都从国外进口，一旦出现了疫情，比方说在前几年，全球曾经爆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造成了封关，一下就造成了我们国内供种不足，影响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主持人：在这个技术领域当中，技术受制于人，同样也是被别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杨红杰：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农业最基础最核心的产业，生猪生产也是这样。
各家神秘种猪究竟长什么样？
主持人：我听说三位嘉宾准备了自己在育种领域当中的秘密武器，是各家公司的杀手锏，到底有多利害，能不能向大家展示一下？
秦英林：在猪的育种方面，牧原公司执行了自己的独立育种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对进口猪种的依赖。我们的商品猪就可以直接做繁育种猪使用，我们的种猪与繁育猪的肉质一样好，和商品猪的肉质一样好。现在就是，我们这十多年已经很少大批量从国外引种。
主持人：傅教授，你手中图片里的种猪，与他们不太一样。
傅衍：对，这个种叫皮特兰，在全世界第三方的种猪公司的测定过程中，它胜出了。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料比特别好。天邦的理念是希望通过一些高技术 的应用，一次引种以后我们就继续自己做育种，目标是要超过国外。
李宗均：我们这头种猪叫做加系大约克种猪，现在我们是同步联合育种，来促进我们整个种猪的生产性能和肉质的提升和改善。
从国外引种猪就一劳永逸了吗？
杨红杰：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育种肯定是赔钱，就是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但是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全世界一半的猪养在中国，生猪对中国的老百姓，又是这么的重要。我们7亿头猪的商品量，不可能我们的种卡在外国人的手里面，自己培育品种是一种创新，秦总提到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也是一种创新。不管是培育品种，还是引进品种，根本之道就是要搞种业的自主创新。
主持人：对于企业来说，战略考量是不一样的。他可以出于市场占有率考虑，也可以出于技术达到至高点的考虑，来选择自己在育种过程当中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策略。
秦英林：牧原公司做育种，是要把国内好的基因留下来，还要把国际上好的猪的基因也要引过来，我们不去说，我们要创一个什么新的品种，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在中国环境下，更适合发展的这个品种。
李宗均：秦总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和支持的。像我们铁骑力士的话，我们最开始我们种猪，也是从国外引过来的，但是后面我们就发觉一个现象，他们国外的目标，其实都是以这种低成本高效率为目标的，但是这个过来以后突然发觉，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可能对它们这种猪肉的这种从品质和风味上可能还有些差异。
秦英林：每个国家的消费习惯不一样，英国更喜欢吃瘦肉中的白肉，把猪肉变成白肉吃。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它们的育种方向是肉吃得干巴巴的，才觉得健康。可是我们中国人吃的是黏糊糊的，肉红鲜鲜的，放到锅里一下去就闻到香味的，这才好吃。
主持人：你描述得太形象了，这会大家都觉得饿了。
秦英林：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痛下决心，把我重金引的种再赶出去，那么我们用了基因检测技术，一头一对地把猪挑出去，我花了大钱买回来，混在我的基因中，现在我一头一对地拔出去，我的投资是我买种的十倍不止。
主持人：这么大的损失，你承担得了吗？
秦英林：我们要长远的，我们当年就是一头猪少卖20多元的时候，我们的销售经理气得哭，我们卖出去的猪，原来卖的猪，种猪，人家的猪比我们的猪长脸，卖得比我高，我这边降了价人家还不愿意买，它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基因剔出去了，剔出去之后，又过了两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是6月26日，我就等着我那一批猪，出来会是什么样？
主持人：当时的心情是忐忑，还是很坚定的相信你所期待的奇迹就在眼前？
秦英林：我们销售的时候去看，那个猪非常好，猪贩子也高兴，经销商也满意。
李宗均：我们消费者现在的需求品位越来越提高，对肉质风味的要求，所以我们要结合起来，不能完全走这种国外的这种情况。
主持人：我听说我们公司育种部门非常被重视。
铁骑力士集团猪业事业部育种总监 王忻：可能要说一句拉仇恨的话，我们育种部门的工资，应该是我们事业部技术部门里工资最高的。因为育种工作它是从源头来改善最终商品猪的品质，对商品猪的作用是呈现一个放大的作用的。基本上是呈现一个500头的原种猪，可以影响100万的商品肉猪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育种工作为什么重要呢？只要我们把源头，如果把它的方向把对了，那么商品猪自然会呈现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搞种猪还需要用高科技吗？
傅衍：市场决定了你的育种方向，育种方向一旦确定了，接下来就技术，你用什么技术让它快速的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时候技术就变成很关键，国外走得比你快，你又不断要去引种了，我们希望我们走得比国外快。
杨红杰：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大量地引进国外的猪种，杜洛克、长白、大白，我们自己不搞育种，最后我们就陷入到了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这种怪圈当中。2009年，我们实施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98家国家级生猪场，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群进行育种，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有15万头的群是我们自己的种，我们国家种猪的自给率达到了94%，每年引进的种猪不到1万头，基本上实现了自主育种。
傅衍：在2014年的应该是八九月份，天邦入股了一家很知名的种猪公司叫CG，Choice Genetics，占股比例40.69%，就是想入股它，拿到它的技术，拿到它最好的种猪，我们去引种的时候，往往你不可能拿到最好的种猪。但我是股东的时候，可能会拿到好的，但这个其实我们事后也觉得并不是如此。虽然占了40.69%，但它的技术对你还是保密的，软件让它安装到中国来，我不用你源代码，它都不愿意，它要让我们把数据传过去，它把结果传过来，这个弄得我们说，行，我们自己开发。现在我们完全都自己开发，尽管是一家公司，你是股东了，它还对你留一手，那么我们自己来，慢慢我们已经是觉得至少跟它一样了，今后是要超过它，并且我对它开放，我的结果都呈现给它。
主持人：傅先生，我知道当时你从国外回国，就是带着一份使命而来，就是为了技术研发而来。
傅衍：我是1995年回来的，我们一起差不多前后80年代底90年代初回来的，还有一批在国外学的动物遗传的一批专家，曾经我们有五个兄弟，在我们育种界行业里大家都很熟悉。
旁白：1995年，5个在欧洲流学的青年学者，抱着同一个信念回国，那就是推动中国的生猪独立育种制度，这就是傅衍教授所说的五兄弟，那时我国的种猪场，规模小，分布散，测定数量少，数据质量差，是我国种猪场发展落后，无法和国外巨头竞争的根本原因。5兄弟提出联合育种的概念，将国内分散的数据集中起来，让育种企业可以共享数据，迅速提升了育种效率。
五兄弟推动中国种猪业发展
傅衍：当时我们想有没有一条路，中国的现状，大量的小公司，能够跟国外公司形成竞争，或者能够战胜它，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联合育种。把小公司大家联合起来，最早是我们五个，后来扩大到十多个，二十多个，那么把联合育种给做起来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你们对自己的未来有足够的确定性吗？继续走这条技术的路能走得通吗？
傅衍：育种无非是你要一个群体大，我选择强度大，然后我的技术要选得准，选得准，我要测定得准，计算得准，技术上一点没问题。尽管我是从国外那个公司引种回来的，但五年、十年以后，目标是要超过它。
CT还能给猪用上吗？
主持人：那你们默默耕耘了那么多年，到现在，当年的那些，有哪些生根开花结果了？
傅衍：育种中需要有大量的数据，那么现在通过全国的联合育种，我们把数据都集中到农业部数据中心，那么就弥补了我们的公司不够大，因为国外的公司是越来越大，不断兼并，不断变大，刚刚杨处长提到的鸡的公司，正因为国外就三四家公司垄断了全球，所以它可以垄断在那里，给你的都是杂交种，所以一旦禽流感发生，它不给你了，你就没有了，但中国的趋势，还没有这种大型的兼并，过渡期还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变得大。去年（2018年）开始我们又组建了，在农业部牧业发展处的牵头下，组建了全基因组的联合育种，就是不光在表型的层面上的数据，甚至进一步到了，全基因组的层面上，然后有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中国也不落后，比如说一些检测技术CT，我们猪不光要长得快，吃料省，还要长肉多，活体，最容易看到它长肉多是什么技术？就是CT。就像人扫描肿瘤的那个CT设备，就给你扫描了以后，这头猪身上多少肉，多少脂肪，多少根肋骨全清楚了，这个都国内自主的软件，自有知识产权，软件再开发下去，我们可以知道肌肉内的脂肪多少，这个就关系到肉的风味，再开发下去，我们甚至也是想哪些部位的肉，我们希望它更大，活体上就能检测到，那么各种技术都在应用。
全国生猪产仔数每年增加0.1头有意义吗？
主持人：为什么育种对一家企业来讲，是如此需要，是值得被重视的？
杨红杰： 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而生猪养殖行业又是一个相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针对这样的国情，我们整个的育种路线，应该以高效率的育种为主，这样才能减少对粮食的依赖跟消耗，才能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十年，我们产仔数每年增加了0.1头，达一百公斤日龄每年缩短了1.1天，可不要小看这0.1头和1.1天，这个数字看上去微小，但我们国家有7亿头的出栏量。如果把这个微小的进步，放大到我们7亿头出栏量里边，这是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傅衍：世界上一半的猪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真正在做育种，现在你去做育种了，你这么大的群体，任何国家都比不过你。
旁白：零和育种，让生猪养业有了种源保障，可几十年来，这个行业里一直有一个谜一般的现象，困扰着千千万万的养猪人。这个永远摆脱不了诅咒是什么？非洲猪瘟能转动这个行业的命运之轮吗？
起起伏伏的猪周期是指什么？
主持人：我们走过了种猪这个环节，那我们进入生猪产业链的另外一个环节，那就是养殖。在提到养殖的时候，有一个词和它如影随形，它就是猪周期。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但是不是真的明白什么叫猪周期，恐怕未必。有没有谁来可以通俗的解读一下什么叫猪周期。
朱增勇：猪周期它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它的本质是生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变化，表现为生猪价格和生猪生产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出现猪价的波峰和波谷交替出现，在2007年之前，相对来说，我们整个生猪的价格周期，一般是三年左右，那么从2007年以后，随 着我们供需的整个环境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增加了以后，我们最近这三四个周期基本平均的话在五年左右。
这张猪周期图有啥不一样？
主持人：今天在大屏幕上呈现的图是从秦总的公司中借来的，这个图表上呈现的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价格的起起落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分析当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秦英林：我们在经历猪周期之后，我们还想认识下一个周期究竟是什么，从猪价讨论的时候，结果是有的三年多，有的四年多，我们把它剥离了，我们不讨论价格，我讨论驱动周期的核心要素，就是利润率，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吸引了投资者，吸引了资本，它才形成这样一个供求关系，改变了市场价格。我们从毛利率到经营利润率和净利率这三个指标来描述的时候，用年度为单位，我们发现这个周期特别清晰。
在低谷时，养猪人都经历了什么？
主持人：不妨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张图，离我们比较近的低谷是2018年，再往前的低谷是2014年，在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养殖户经历了市场的跌荡起伏，我们可以请现场的养殖户给我们回忆一下。
生猪养殖户 罗莎：2014年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生猪价好像跌到了4.8元/斤，那时候养猪，就说老百姓自己养一头猪出来，它的成本价大概是在7元/斤左右，但市场价只有4.8元/斤，一头猪最少来说，就得亏400元钱。我附近一个养殖户就是那样的，他以前投的猪场，反正那一批猪就亏了几十万。
主持人：那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
罗莎：确实很大，可以说就中风了那一次。
主持人：那身边的养殖户会信心大减吗？
罗莎：普通的小户，就一两百头那种，几十头那种，肯定就不敢再养了。
生猪养殖户 潘宗伟：2014年的时候，那个猪价真的非常低，确实我们当时养猪，当时猪场不很大，已经亏了几十万。
主持人：当时养殖的规模有多大？
潘宗伟：500头，全部是自己的钱，都是贷的款。
主持人：不知道听到这两位提到2014年，你们联想到了什么经历？
秦英林：是真的低谷，当时我们2014年元月上市，过了春节，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就叫我们去说，你看网上说你们是变脸五，上来就亏本，哪有上市公司上市亏本，讲一讲为什么？我就讲了猪周期，他明白了。
主持人：外部环境影响太大了。
秦英林：到2015年、2016年，我们的利润又翻了倍，那么他说，更坚信了，我们这个行业的特点。
主持人：那你是不是对猪周期有个精准的预判，4年一周期，那到2022年有可能是个低谷，是这样的吗？
秦英林：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真的吗？到时候我们要验证一下。
秦英林：到这里呢，我也有过困惑，那么我们四年一周期的时候，在2006年是低谷，我们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认为不会呀，我们认为2010年的时候应该很好，我们看2009年的时候猪价那么高，它不应该是跌下去的，结果2010年还是跌下去了，跌下去了以后到2013年，大家都唱衰2013年，因为当时是环保整治，要关闭了很多猪场，我们认为2014年不会了，结果2014年还是。
主持人： 这头猪很不听话，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秦英林：2018年也是这样，2014年说，如果2017年谁要再去说扩大生产，我就是说我们立马就是免职，结果到2017年的时候，我自己也反悔了。理性上写得很清，提前了四年来讨论这个话题，到跟前不相信，是感性的，感性上不相信。
主持人：总是在理性和感性的复杂交织当中去寻求一个答案。
秦英林：事实上，养猪之前经历了三个大的疫情的冲击，我们以为它会改变这个周期，但市场这把手，把它驱动得周期依然在，所以说对非洲猪瘟这样一个破坏性的一个疫病，它能破坏到什么程度，我还是小心地看着，让我的理性和感性尽可能靠近一些。
主持人：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情况，往往是感性超过了理性。有更多的人带着资金杀到这个领域当中来，不仅有小散户，还有专业的机构。
秦英林：我关注我们在什么时候猛进，什么时候停下来，我担心的是别冲到底部了，还在往前跑。
主持人：瞬息万变的市场，会让很多人觉得进入一个市场，就必须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否则的话，所有的努力就可能灰飞烟灭。我问一下傅教授，你们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依据了猪周期，选择一个点位进入，以保证自己更好的成功。
傅衍：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天邦进入养猪是2013年底，基本上是2014年初吧。
主持人：秦总，在你看来，2014年进入这个领域，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吗？
秦英林：那个时候刚投入还没有卖猪，他2014年还没卖猪，2015年就赶上好时候了。
李宗均：在2014年以前，我们的业务主要是从事饲料生产和销售，种猪生产和销售，当时我们没有做这种肉猪养殖的这块，当时我们在市场开发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很多的养殖户，像类似刚才他们说的，亏几十万，坏账很多，就那些经销商卖了饲料出去以后，账都收不回来，人都跑了。种猪行业同样受到冲击和影响，当时每销售一头种猪也要亏500到1000元钱，所以后面我们从2014年也是才开始介入这种养猪行业，随着周期的提升，那么我们这个速度，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整个都还是起来，所以猪周期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切入了商品猪养殖的市场，在这个当中把握住一个公司发展转型的一个机遇。
非洲猪瘟后的下一轮的猪周期会怎样？
主持人：很多人关注2020-2025年这个新的区间，我们的猪周期反应会以什么样的态势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也把后面那一部分留白专门交给三位来作个预测，画出你们心目中有可能出现的曲线。傅教授画的这条线是一飞冲天，李先生画的这条线也是在高位继续上扬当中，秦总这条线也有起起落落，往下走了。
秦英林：我觉得这个周期可能会往后推个一年，还会再下来。如果非洲猪瘟疫苗出来上市，这个线马上就兑现了。
傅衍：这次的非洲猪瘟的影响跟以往的，前面的是蓝耳病也好，腹泻也好，甚至环保也好，带来的影响都更大，更大在因为它是几乎这一次是所有的猪场都会受到冲击，有很多未知数在后面，一个到底我们这次损失多大，你恢复要有时间，你恢复从母猪开始，再到商品猪这个过程，因为猪不像工业品，马上能生产出来，那么这个会花很多时间，第二个疫苗上面还是未知，有一些报道，但是你真正到应用上，能成功应用的这个疫苗出来才能证明是个成功的疫苗，疫苗又是一个未知，那么这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会造成它的周期，可能不像原来秦总的四年一次那么规律，这个延长的时间会多一点，时间跨度会更大。
主持人：李总，你这张图表上呈现出的信息是什么？
李宗均：我基本的观点与傅老师的观点差不多，我认为在未来的2022年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度，这次非洲猪瘟的影响，它不仅是个商品猪的问题，整个现在从存量来看，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它的产能的恢复，肯定是需要一个周期，信心的问题，我是投还是不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未来的产能，即使说猪瘟疫苗出来以后，它也是一个持续缓慢增长的过程，一定有个两三年才能完全起得来，所以我们对未来两三年还是看好的。
生猪养殖业正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主持人：我们这么认真的面对猪周期，是不是跟我们目前生猪养殖的产业发展的水平有关系，也就是未来有一天会不会我们非常成熟了，这个猪周期未必象今天这样如此严重的影响着我们，包括影响着我们的收入，我们的信心，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预着。
秦英林：就是如果是规模化程度越高，生产越稳定，退出没有那么慢，进来也没有这么快，这个周期就平缓了。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今天我们的发展阶段划一条线，究竟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傅衍：我觉得是成长期，有一批企业已经是跟国外大型的一体化的工厂化的养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也有很多的还是相对落后。
李宗均：我选择的也是成长期，因为我们中国的养猪业从全球来看的话，整体我们的竞争力水平这些包括效率，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的。
主持人：秦总，你在这个领域耕耘了这么长时间，你的感受是什么？
秦英林：是这样的，我觉得它应该到了转型期了，这个转型期也正是非洲猪瘟的这种压力，让这个行业的这次转型来得更快、水平更高，更快的原因是这个阶段它是高利润，资本会进来，资本的驱动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它为什么更彻底呢？它这次的疫病的破坏性，和我们以往的破坏性不是一个量级，那我们这次建立一个生物安全的堡垒，我们这次的生产水平就一下子升得很高，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发病之后，它们走过的路也印证了这些。
主持人：其实每一次的这些疫情，都是对行业的全新的一次洗牌，刚才你提到说大的资本会进入，那就意味着很多个头不够大的企业，可能未来会被淘汰了，就在不断地转型当中。
秦英林：个人不大的，它们还有更好的机会，资本是不论你企业大小，资本只看你发展机会，资本会也去找我们的农户，跟农户结合到一起，农户有很好的经验，有丰富的技术，他们管理相对独立。资本不讲你企业大小，它只看未来和谁在一起赚钱多。
主持人：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我们行业的格局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用不同的模式可能迎来不同的发展未来。
旁白：养猪自古以来都是农民谋生方式之一，一家一户的养猪模式，是中国的主流，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公司+农户”流行起来，大公司和小农户对接起来，仔猪、饲料、疫苗、技术指导等都由企业承担，农户在自家养殖，长大的猪被公司收购。55%的生猪市场占有率被年出栏量不足500头的2600万散养户占去。另外一些与“公司+农户”模式不同的自繁自养方式也形成规模，诞生了一批有实力的大公司，从找土地、建猪场、到种猪繁殖，再到雇佣工人养殖，公司更是亲力亲为，把握每一个细节，在自繁自养模式上，做到全国规模最大的就是牧原集团。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曾引发业内激烈的讨论。
“公司+农户”的好处在哪里？
李宗均：我们公司做的是“公司+农户”的这个模式，所以我也推荐这种模式。老百姓养猪，要想把母猪养好，要想把保育做好，要想把肥猪养好，甚至还要卖好，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复杂，有点难度，那么公司+农户，其实公司就做了很多专业技术方面的事情，特别是像我们种猪的养殖，就是我们来做了，农户就只做肥猪，标准化傻瓜式的养殖的这种方式，他们的技术更轻松，那么资本压力更小，各取所需，这个整合起来也非常好。
生猪养殖户 罗莎：首先资金压力没那么大，我现在养的存栏就3000头，如果我自己去养的话，饲料、药品什么的，全都要我自己用现金才能把它给拿回来，但是公司+农户这个模式，就是说公司先提供给我们，等到最后再结算，还有公司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就是说技术人员随时可以到场，销售的时候，公司统一价格回收，我不担心市场价是多少。
主持人：听上去有一点，旱涝饱收的感觉。但有一个问题，现在自繁自养的市场那么好，我就有议价权。
罗莎：你有没有想过猪周期，你赚的时候你最多赚一年，那后面呢？肯定就不行了。
主持人：傅教授，你推荐的是哪一种？
傅衍：我也推荐公司+农户，这个不光是刚刚提到一些资金上对农户有好处，对整个养殖模式的设计上，也有好处。因为“一点式”养殖首先最大的问题，撇开那些资金的问题，就是疾病很难控制，因为你的肥猪也跟母猪养在一起，你自繁自养，自己母猪生出小猪来，养在那里，猪永远在里面，各种疾病只会越积越多，公司+农户，小猪断奶就离开母猪场了，母猪只管繁殖，这里要求高技术，要求高的生物安全，高的管理水平，就是让疾病在母猪场不能爆发，你的技术把母猪场养好就行了。到了农户那里，农户自己养自己的肥猪，他积极性、责任性很高，哪怕国外最先进的，它也希望是“两点式”的养。
秦英林：模式的背后实际是资源的整合，将来大规模的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还有智能化，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为我下一步，我养几万头猪，就那么一个人，而且将来都是跨界的人，我不是养猪的专业的人，我是学计算机的，学算法的，学电器控制的，这些人从事到养猪生产中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就是相对应的劳动效率会更高，猪的健康的管理，会上升到更高的级别，那么在当下和未来之间的选择，我们还倾向于向未来看。
傅衍：原来公司+农户，农户那些点生物安全的措施是不到位的，他没有洗澡进去，没有实体围墙等等。发生了非洲猪瘟，猪死掉了，他也意识到这个病毒，是要把它挡在外面，由于他自身的生物安全的意识的提高，他的条件也在改进，公司选农户的时候，跟原来的标准也不一样。
杨红杰：就非洲猪瘟的防控而言，它跟模式没有关系，它跟生物安全等级有关系，刚才大家推崇的公司+农户，如果生物安全等级做得不好，也容易出问题，如果它公司那块出了问题，它出去的猪苗，就把疾病扩散出去了。自繁自养，如果控制得好，也可以取得好的效果，牧原就是我们自繁自养最大的一个代表，那么从目前来看，它控制得非常好。
何新天：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公司+农户这个模式，换句话也可以说公司+农场，这个农场也可以是合作社的农场，也可以是家庭牧场，这样也可以为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把我们的产业成为振兴乡村经济，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的产业。
旁白：痛定思痛，生猪行业该如何向前？阻碍它发展的痛点在哪儿？谁又会成为未来养猪界的超级航母？
生猪产业未来的痛点在哪里？
主持人：回头看看大屏幕上的关键词，哪一个是你们认为今天最值得去面对的痛点，最应该去解决的痛点？
秦英林：我们的痛点还是技术，它的背后是人才，我们期望通过人才推动技术，来推动管理。我们现在期望的是跨界的人才。将来我能够做一个机械，去捡个病死猪或者赶个猪，我就让它去通过算法，带有人工智能，用机械类来代替我们人工劳动。
主持人：这听上去像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而不是一家养猪公司。
秦英林：像我们这次做猪舍设计，我们就是把荷兰一个全球著名的公司纳入到我们这次合作，我们养猪节的时候还给它发了奖。那么我们和美国的做猪舍设计相关的这些原创人，第一代的创始人，他们做的研究也请到平台上，跟我们在一起研究、合作、发展，那么这样一来，现在的养猪它已经升级到了，不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状况了，这就说是，行业升级来得更彻底。
主持人：这次节目，也是你招贤纳士的说明会，希望有智的跨界人才可以到秦总的公司来工作。
养猪企业有必要实行严苛的标准化管理吗？
傅衍：如果让我选一个词的话，我会选管理，中国的养猪跟国外最大的差别，就是国外是流程化的管理，有一系列的流程，标准化的流程，所以养猪谁养都一样，中国的养猪，可能经验多的师傅走掉了，可能养不好了，但国外你去看，它养猪，更多的是，每一个环节都有一系列的流程，而不是凭某个人的经验，这个流程还不断地在改进在修正。
李宗均：我还是选择这个价值观的关键词，过去认为养猪这个东西，谁都可以养，随便找个老百姓都可以养，智能化和自动化以后，你用传统的一般的农民工去，你根本就玩不动了，像我们现在智能化的猪场，现在基本养殖工人都是大学生，过去很难想象的，过去都是农民工，老头老太婆，现在都是大学毕业生，90后，甚至00后，都到我们的猪场来养猪。
区域重新布局对生猪产业的新挑战
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 何新天：非洲猪瘟以后给我们的反思，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生猪产业的布局，前一段时间我们因为环保的问题，我们在南方水网地区，大批压缩和拆迁了一部分猪场，我们很多养猪企业在这个区域方面，大量地在东北在西北在华北地区转移，非洲猪瘟以后呢，在分区防控的大的战略措施下，我们今后要把整个全国分为五大区域，在一个区域里边，我们要形成从育种、养殖到屠宰、加工、到市场供应，要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真正使我们能够在区域里边实现养殖供给的平衡。今后的养猪业要面对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死亡率，和一个高的养殖成本，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来逐步地来提升我们整个的养猪行业，通过大力普及标准化的规模养殖，科学的养殖和管理技术，实现我们能够更好地节本增效来提升整个养猪产业的效率。这也是需要我们运用科技来更好地提升我们的养猪产业。
生猪产业未来会出现超级航母吗？
主持人：究竟对我国生猪养殖产业来说，我们的未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从种猪，到未来的加工，全产业链上会不会出现航空母舰一般的企业？他会如何引领着生猪养殖产业向前发展？请三位作一个展望。
李宗均：由企业化来主导产业链的运作，实际上是食品安全最好的一个保障的方式。从非洲猪瘟发生以后的未来的区域来看，区域的聚落式的，区域的一体化的，也成为一种情况，像毛猪的调运，未来跨省调运可能会是一个常态的限制，区域当中可能一体化，从养殖到屠宰到食品加工，要朝着航空母舰的方向去打造。
傅衍：我觉得这是个方向，从国外来看也是这么走的，但国外更多的是从屠宰走到养殖上，屠宰为了保证自己的原料有保障，它发展到养猪了，它的原料来自于自己的体系，那么中国的发展目前来看，可能更多的是从养殖往屠宰走，在一个小范围内，你从饲料、育种、扩繁、养殖到屠宰、甚至加工，都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养猪的目的是为了猪肉。
主持人：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在经历了转型升级之后的养猪行业，现在渐渐地在撕掉“小、散、乱”的标签，正逐渐地进入到“高、大、尚”的产业行业当中，而在他们踏上高发展之路的今天 ，市场的优胜劣汰成为了一种常态，而比以往更加严峻的一系列竞争，包括了人才的竞争、资金的竞争和管理的竞争，技术的竞争，甚至资本的竞争，和价值观的竞争等等，会催生出更有竞争力、更有价值观、更有责任感的企业。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