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非洲猪瘟防控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猪肉制品的非法移动，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和发现疫情未早报等原因，使得非洲猪瘟在俄罗斯持续扩散。
经研究发现，非洲猪瘟疫情数量与该地区家猪的养殖密度和主干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数量呈正相关，非洲猪瘟暴发风险主要与农村人口密度和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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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ASF历史
自2007年ASF传入格鲁吉亚以来，该病在高加索地区逐步蔓延，2007年12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际兽疫局向OIE报告发生ASF疫情。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里再次发现的ASF疫情。造成多地大量家猪和野猪病死，经济损失惨重。目前普遍认为俄罗斯ASF疫情与格鲁吉亚的ASF疫情关系紧密。
二、ASF在俄罗斯的流行
ASF进入俄罗斯后，由于病毒在野猪群体间密集和持久地传播，使得疫情在车臣共和国周边地区的野猪群中很快显现出来。
2009年1月8日，ASF在库尔斯克地区(归属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商品猪场内出现。随后又零星暴发6起。
ASFV在北奥塞梯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持续存在使得该病于2009年4月传入罗斯托夫州，并于6个月后(2009年9月27日)再次暴发，至11月时该病已经在罗斯托夫州内8个区的29个乡镇出现。此外，2009年在列宁格勒州还发生一起远距离暴发。
2010年ASF疫情继续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并相继传播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伏尔加格勒州。
2011年ASF的流行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ASF开始从初始疫源地逐步向靠近欧洲国家的区域和俄罗斯中部地区扩散。流行区域涉及80个区的190多个地点，涵盖范围达600平方千米。
2012年上半年，ASF家猪疫情仍然在3个地区出现，分别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伏尔加格勒州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而且很多疫情发生在生物安全措施比较好的大型商业化养殖场。
2013年ASF继续流行，涉及31个地区，包括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沃罗涅什、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特维尔、坦波夫、萨拉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图拉、克拉斯诺达尔、别尔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地区。特别是克拉斯诺达尔和别尔哥罗德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猪肉生产的核心地区，而且有报道称ASF疫情正以每年300 km的速度向俄罗斯其他地区扩散。
2014年ASF在俄罗斯继续恶化。为控制ASF，俄罗斯对4 000个农场进行了监督，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ASFV阳性率为0.7%，且有部分疫情出现在大型农场。如俄罗斯最大的鲜肉及肉制品企业就因扑灭ASF而不得不扑杀5万只猪。
2015年，俄罗斯ASF疫情依然不断，而且在区域督查中逐渐发现该病经常会在多年以前已经认为根除的地区再次出现。
2016年开始，虽然很多地区对ASFV进行了检疫，但ASF在俄罗斯的流行情况仍在恶化。俄罗斯猪肉生产者联盟的一份声明显示，自2008年ASF流行开始，俄罗斯因ASF已经损失了400亿卢布。
2017年，俄罗斯境内的ASF疫情依然持续出现。截至3月20日，据俄罗斯联邦兽医植物监督总局网站消息，俄罗斯联邦境内共发生20起ASF感染事件，疫区均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3月27日，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发现ASF疫情，共有40只家猪感染，且全部死亡。伊尔库茨克州位于亚洲部分，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约100km，距离中国边境满洲里约1000 km。
2018年，俄罗斯境内的ASF疫情依然持续加温，据农业农村部国际疫情发布，统计2018年共发生103起非洲猪瘟疫情，其中野猪49起，家猪54起。
三、俄罗斯对ASF的研究和防控现状
早在前苏联时期的1950年，全苏实验兽医学研究所就开始研究ASF。目前俄罗斯研究ASF主要包括全俄实验兽医研究所（VIEV）、全俄兽医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所（VNIIVViM）和联邦动物健康中心（FGBI“ARRIAH”）。 ASF发生后，VNIIVViM将ASFV分为8个血清群，并证实2007年-2009年从俄罗斯、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分离的毒株属于血清VIII型，与1957年-1980年欧洲和拉丁美洲流行的毒株不同。VNIIVViM与德国FLI实验室的合作，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分离的ASFV毒株所带串联重复插入段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欧盟地区的ASF起源于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传入。VNIIVViM与西班牙的CISA-INIA一起对2007年-2011年分离到的16株ASFV进行了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证实俄罗斯流行的毒株未发生变异，与2007年传入的格鲁吉亚毒株基因信息一致。
VNIIVViM和VIEV的研究人员对分离到的Stavropol 01/08毒株致弱株后无法保护猪只免于强毒株攻击。
ASF传入俄罗斯后，FGBI“ARRIAH”等国家研究机构即利用国家监测数据对影响ASF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SF疫情数量与该地区家猪的养殖密度和主干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数量呈正相关，ASF暴发风险主要与农村人口密度和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FGBI“ARRIAH”与英国皇家兽医学院和VNIIVViM的合作研究显示ASF暴发风险只与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ASF暴发数量与该地区中等和高的人群密度相关；而ASF暴发风险和数量与高生物安全猪舍、森林覆盖率、道路网密度和距离诊断实验室的距离均无关联。FGBI “ARRIAH”还联合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对俄罗斯ASFV分离株进行感染试验中采集的样品和俄罗斯境内采集的野外样品进行了抗体检测。结果表明，从所有试验感染ASFV的猪只采集的样品都检出了抗体，而少数(3.7%)的野外样品为抗体阳性。这些结果证实，在ASF疫区可能会有猪只幸存。这一点需在设计有效控制和扑灭措施时予以考虑。
四、 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的主要教训
由于格鲁吉亚初始诊断失误、防控措施乏力以及易感野猪沿河流迁徙等因素，使得2007年的格鲁吉亚疫情很快传播到邻近国家。由于猪肉制品的非法移动，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等原因，使得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
农场主的不配合(如隐瞒疫情及处置情况)也加速了疫病在家猪及野猪群体内扩散。有调查显示，发生ASF疑似病例后，农场主不及时上报的原因是认为上报后他们在当地的名声会受到影响，且自认可以在不需要官方兽医参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以及认为实验室诊断太过漫长。
2004年俄罗斯对兽医体制进行了行政改革，将兽医服务机构划分为地区和联邦2个层次，极大的增加兽医系统管理难度，很难统一ASF防控行动。
2007年ASF刚进入俄罗斯时，兽医相关部门将控制该病的主要精力放到疫点剔除和染疫动物的捕杀清群中，但忽略了疑似疫情早期上报的重要性，这导致ASF疫情在被兽医主管部门获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俄罗斯政府曾决定对行政官员和某些由于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追究刑事责任。养殖者并没有积极上报疫情，反而更加隐瞒疫情。很多农场主在发现大量猪只死亡时，因害怕刑事惩罚而选择紧急屠宰所有的猪并掩埋在附近的森林中。尽管兽医相关部门一直严厉追查私自掩埋事件的发生，但据推测俄罗斯境内仍可能存在数以千计的掩埋地。因为ASFV的存活力较强，这些掩埋地充当了ASFV感染野猪的“温床”，导致了疫情一直无法有效根除。同时，俄罗斯地方兽医机构低效率的执行力度也增加了根除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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